参加今天论坛很高兴。能同本市本省的，还有毗邻江西几个地、市档案部门的负责同志、档案方面的专家、学者聚集一堂，研讨、谈论档案工作如何为城市群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服务；档案如何为民生服务；如何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档案人员队伍这样几个问题，机会难得，也很有意义。这是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
        这几个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档案工作如何更好地为社会、为民众服务，并在这个过程中，造就人才。
       档案工作的职责就是完整、齐全地收集档案，科学地整理档案，安全地保管档案，最大限度地发挥档案的作用。这是党和政府赋予的，是人民大众的一种期待，也是社会的自然分工；从本源上讲是档案的客观价值决定的。如果没有档案，如果档案没有它的客观价值，就不会有档案工作、档案事业。
       而档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地里生长的，也不是金钱买来的，而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自然形成的。它是今天的记录，明天的历史，是凭证，是经验，是素材，是信息，是无可替代的资源。任何社会，任何政党，任何民族都不可忽视，否则就要遭到惩罚。充分认识这一点很重要，是做好档案工作、利用好档案的思想基础和前提。
        在这方面，历史的教训很多、很深刻、很沉痛，值得注意。
        我国有着四千多年的文明史，通常讲上下五千年，然而国家馆藏较为完整、齐全的档案却不到四百年，清代才有较为完整齐全的档案。后金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为太祖时是1616年，顺治世祖即位是1644年，至今都不到400年。我国虽已出土公元前13世纪的甲骨文10多万片，但只有5000多字，能认识的大约1000字。唐代的只有几件残片。明代的虽有几千卷，但远不是明朝档案的全部。其他朝代尚没有发现档案。这一点同古埃及、古印度比较起来，同一些发达的欧洲国家比较起来，相距甚远。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自然灾害、战争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等等。大家知道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就是烧的历史文献，活埋的460个儒生实际上就是“活档案”。以后历代“重撰述，轻记注”，为巩固自己的皇位，用自己的文化思想统一各民族的文化思想，都不同程度地焚书。明代编修“实录”，大量的底稿被焚毁了。清代乾隆编修《四库全书》，销毁了一大批文献。二十世纪初王圆箓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五万多件经卷文书后，被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以及日本、俄国、加拿大等国的所谓探险家攫取了四万多件。我在英国公共档案馆就看到已修复的7000多件。
       由于档案文献的散失，许多历史问题无法定论。比如夏、商、周年代问题，过去没有确切的标识。《我国历代的纪元表》上起始年代都是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因此，一些国家不承认我国有四千多年的文明史。我国不得不立项“断代工程”，作为“九五”计划期间的重点项目，组织以李学勤为首的200多位历史学家及相关的科学家、学者，重新查阅历史文献，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碳14）等手段，考察研究夏、商、周的确切年代。历时四年才得出一个结论，把我国历史上的年代标识提前1200年，并公布于世。
      还有诸如宋江招安后是否被派去镇压方腊？新大陆是哥伦布最先发现的，还是郑和最先发现的？等等都成了悬案。2005年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时，英国一位退役的海军军官孟席斯花了十多年的时间，跑了几十个国家，100多个图书馆、档案馆查阅档案文献，还到郑和当年到过的一些地方考察、调查研究，写成一本书：《1421：中国发现世界》，叙述郑和在1421年就到达了加拿大，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71年。谁对谁错，郑和下西洋的日志等文书档案被毁了，无法证实。
       这样的历史教训太多了。
       我们党和政府吸取历史教训，十分重视档案事业。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党中央、政务院及其领导人把档案事业作为政权建设的一部分，发布公告、命令，接收旧政权档案，使历史档案文献免遭破坏损毁。接着创办档案专业 教育，成立档案工作机构，下发档案工作文件，使全国档案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
       从195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下达，到1996年修改后的《档案法》颁布，40年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档案事业下发了50多个文件。
       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是周恩来总理一字一句敲定的，并把原稿上的“指示”改为“决定”。这以后掀起了全国档案工作高潮。
      为了尽快地把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档案事业恢复和发展起来，1980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档案局关于全国档案工作会议的报告》。这是胡耀邦总书记签署的，并作出极为重要的批示。指出：“档案是历史的记录，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档案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专门事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展历史研究，进行各项工作的必要条件。做好档案工作，不仅是当前工作的需要，而且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大事业。”希望各级党委、政府把档案工作提到议事日程，帮助档案部门解决工作中亟需解决的各种实际问题。
      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这个批示，档案机构得到恢复和健全，档案专业干部实行“业务职称”制度，国家还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档案法》，全国档案事业出现了第二个发展高潮。截至1995年《中国档案报》创刊，国家档案事业体系最终形成。这个体系由八个方面组成：档案行政管理机构、机关单位档案室、各级各类档案馆、档案教育、档案科研、档案宣传与出版、群众性档案学术研究以及档案外事。
     党和政府这样重视档案事业，就是因为档案有着客观存在的有用价值。它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等各个方面都有用。有些档案，在特定的情况下，在特殊的环境里还能起到特殊的作用。比如连战、宋楚瑜来访，胡锦涛主席送给他们的礼物；军委副主席郭伯雄2008年访美带到美国的礼物，都是档案复制件。人家如获至宝，感到比什么都重要。中美军事档案合作协定的签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解放军档案馆刘义权收集到的两件关于美国飞行员的档案。
      或许一些同志认为，中央档案有用，地方档案不一定有用。自然，各种档案的价值会有所不同。我们在鉴定档案价值时也有永久、长期、短期之分，但没有中央与地方之别。
 我们来看看基层的档案。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到湘潭县的响水乡雅爱村考察村民自治问题。来前，他们不相信村里有自治。当村里向他们提供该村历届村民选举材料时，包括选票、选举表册及其结果统计等，他们才竖起了大拇指。1998年6月，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助理托马斯·克顿尔和卡特中心助理刘亚伟（美籍华人）到双峰县梓门桥镇、永峰镇的一些村考察。他们不听汇报，不看准备好的材料，直接进村看档案，当看到村民选举档案、会计档案以及村民带资入社的耕牛、农具登记册等之后，才说“OK”“OK”。
      河南有个南街村，坚持“文革”中的一些做法，实行供给制，前去参观、采访的人不断。该村就是靠村里的档案，向他们提供数据、素材，并举办展览、编书。
      江苏民营企业波司登，创名牌、申请专利、商标注册都靠档案材料。
      以上说明档案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档案价值的实现、发挥，同档案工作有着直接的关系。建设现代化，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靠现代科技、靠历史经验，靠英明决策、靠科学管理，靠人民大众的积极性，也靠档案工作，因为工作可以使档案的客观价值及其建设元素得以留存和显现。所以，我们要重视档案工作，做好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工作，加速档案数字化建设，做好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整合和上网。在当今信息时代，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中，开放档案尤为重要。邓小平同志说：“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2004年1月，外交部首次开放历史档案，轰动全国。多种媒体、大报小报争相报道。《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其中一个小标题是：“30%的遗憾，100%的进步”，说外交部开放的档案只占到期档案的30%，对照美国的95%，俄罗斯的85-90%，不感到遗憾吗？但这是100%的进步。2006年、2008年第二批、第三批档案开放，新闻大战不减。（现在已形成制度，每两年开放一批。）一些文章还讲述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先生利用档案的一些情况。他是研究冷战的，过去只能千里迢迢到俄国、德国、美国等国去查阅档案。由于无法利用中国档案，有些研究不得不中断。外交部档案开放后，他利用了上千页的档案，尤其是看到一些外国学者来到中国利用档案，他感到自豪。他期待着更多的部委档案也能开放。
      我们要在服务社会，服务民众，服务“两型社会”建设过程中，锻炼人才，培养人才，发现人才。一支事业心强，专业水平高，服务态度好的档案人员队伍一定能够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