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王洪文“打官司”
口述/ 刘世雄 整理/ 刘京春 1968 年我奉命担任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以后，自觉不自觉地和“四人帮”中的两个成员——王洪文、张春桥打了一场“官司”，从而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以及中央政治局若干领导同志，后来搞成了一桩冤案。若干年后又由胡耀邦总书记亲自示平反，这段经历让我难以忘怀。 搞“独立”，王洪文强行调人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国务院和国防科工委也未能幸免，各部机关的造反派们，纷纷成立各种“造反兵团”，导致有些单位的第一、第二把手被“打倒”，无法主持工作，单位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还有的单位所谓“造反派”和“保皇派”对立严重，发生武斗，造成生产和工作停滞，甚至经济工作和国防生产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有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当时主持政治运动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即中央文革），决定由军队派一些干部，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国务院各部及国防科工委下属的一机部至七机部实行军管。我由海军部队派驻到六机部（现船舶工业总公司前身），起初，担任军管会副主任，后很快就接任了军管会主任一职，并主持六机部工作达六年之久。 1969 年10 月，一份电报送到了我的办公桌上，这是沪东造船厂发来的急电。电报说：上海市革委会（当时张春桥任主任，王洪文任副主任）以“工交组” （“文革”中不少奇怪的名称之一，即“工业交通领导小组”之意）的名义，指令该厂挑选1000 名技术工人，调到上海新组建的迫击炮车厂去。电报还说，王洪文已打电话给该厂“造反派”组织，令他们务必给予支援，完成调用千名工人的任务。该厂感到十分为难而请示如何处理。 看完这份电报后，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手里拿着电报，眼睛似乎在看着那寥寥的几个字，其实脑子里在急剧地转动着：沪东造船厂是六机部直属工厂，与上海市革委会从来没有过隶属关系，也从未有过人事关系，只是由于厂址在上海，有不少日常和后勤工作由上海方面代为保障罢了。 这样突如其来的大量调人的命令，而且事先也不跟六机部进行任何协商，我的直觉首先就是，这种违背组织原则的事情既无先例，也不能开这个头，是完全不能同意的。但是，考虑到当时上海市革委会在全国所处的地位和影响，尤其是在1966 年靠“一月革命”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当时在全国正处于红得发紫的地位，俨然一颗“政治新星”，此次调人是他领导下的“工交组”下达的指令和电话命令，这件事情应非常谨慎地处理，绝对不能直接抵制。 我和军管会的其他领导同志交换了意见后，连夜召开了军管会的扩大会议进行研究。我根据多数同志的发言意见，归纳起来作了三个决定：第一，立即以军管会的名义将这一事情上报国务院领导小组（这个组的组长是周总理，副组长是李先念副总理，成员有华国锋、纪登奎等几位同志）；同时上报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是粟裕大将，副组长是王树声大将）；抄报造船工业领导小组（组长是军委办事组成员兼海军第一政委的李作鹏和时任海军副司令的周希汉同志）。第二，由我和六机部边疆副部长急赴上海，与他们直接协商，争取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合理方案。第三，起草了答复沪东造船厂的电报，要他们等待上级批示后再行动。这些手续均于当天迅速办完。 说实话，对于此次上海之行能否达到目的，我和边疆副部长心中是十分没有底的。但我们又想，上海市革委会对于中央的一个部，应该是买账的，对我和边疆同志的意见也会尊重的。如果能有一个和谐的气氛，协商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不难。 到沪后，我们立即请见王洪文，王洪文托辞未见，由当时主持上海市革委会日常工作的负责人，时任革委会副主任的马天水会见了我们，他似乎早已知道了我们的来意，一见面就不由分说地表态说：“上海市给沪东造船厂发的调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是上海市革委打破旧的领导体制，冲击‘条条专政’的一步棋。洪文同志指示我向你们说明，调令一个字也不能更改，调的人一个也不能减少，希望你们给予支持。” 我当年47 岁，又是解放军所属的高级领导干部，受到这样的训饬，参加革命20 多年来从未有过。加之看到马天水脸上冷冰冰，口气专横，态度强硬，没有丝毫商量余地的样子，一下子激起了我的反感。 我稍显冲动地马上回击说：“马天水同志，我对你刚才的话感到十分惊讶。你作为上海市一位老领导干部，接待国务院两位部级领导干部，没有听我们说明来意，就下了一个结论性的意见，这是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请问马天水同志，你们上海市与沪东造船厂过去有过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吗？怎么能直接给我们的船厂下命令呢？” 见马天水一时语塞，只是冷笑而不回答，我又放缓语气接着说：“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领导干部，都是老党员了，应该懂得这些起码的组织工作原则，地方工业和中央直属国防工业都有各自的领导体系，这是个简单的常识，与打破旧的体制和‘条条专政’没任何关系。何况你们的调令，一经下达即丝毫不能更改，也和我们党的有错必纠的光荣传统相背离。请你转告王洪文同志，他这种做法和他口口声声‘按毛主席教导办事’的言论太不符合了。” 谈话至此陷入了僵局，此时边疆同志为缓和气氛，插话说：“上海市组建新厂，六机部给予支援本无可非议，但是调人的手续是不完备的。为尊重你们，我们才来与你们当面协商。我认为我们双方都应该做些让步，由六机部从驻上海的‘求新’、‘江南’、‘沪东’三个造船厂各调200 名工人支援上海行不行？” “不行！绝对不行！”马天水受了刚才的一番抢白，颇有些恼怒地大声回答，一口拒绝。就这样，这次会面不欢而散。 我们又在上海等了几天，仍然无法见到王洪文，只好打道回京。万万没有想到，我和边疆同志还未返回北京，上海市革委会的一封电报已发到了国务院，并抄报了六机部。电报内容是：对船厂调工人事，经研究决定如下：第一，原调令收回；第二，停止与沪东造船厂的一切协作关系；第三，今后六机部驻沪各厂的一切事务均请六机部自行负责，上海不再代管。 这简直是最后通牒！我们感到非常震惊。 顾大局，周总理妥断“官司” “文革”前的上海市是当时全国院校、科研所、工厂“三位一体”结合得最好的城市。六机部的许多直属工厂过去就一直有赖于这些科研院所的支持帮助，若这些科研院所就此与六机部断绝关系，许多生产项目立即就会遇到困难，如当时正在全力研制的万吨远洋轮项目；另外，当时我国正处于物资供应匮乏时期，没有上海当地的票证和副食品供应，这些大厂中数万的工人及其家属们也会陷入生活窘迫之中，后果可谓十分严重。 所以，当我和边疆副部长向李先念副总理等几位领导汇报上海之行的结果时，先念副总理说：“看来这个问题势必要请总理出面解决了。”他还对我们说：“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你们要顾全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的大局，姿态要高，不要针锋相对。” 我和边疆同志回到部机关，连夜准备材料，准备迎接这场“风暴”。同时也以军管会名义起草了向周总理陈述意见的《我们和上海市发生争论的由来》的报告。正是这份报告，成为我和上海市革委会“打官司”、“向总理告刁状”的“罪证”。 没过几天，我办公桌上的“红机子”铃声响了，周总理的一位秘书通知我，总理决定接见上海市、六机部的三人领导小组，并说上海三人组由王洪文、马天水、黄涛组成，六机部由我、边疆和郑明同志组成。 1969 年12 月11 日深夜，我们接到了周总理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的通知。次日凌晨3 点，当我们赶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时，看见姚文元和总理正说着什么，他见我们进去后就打住话语，起身退出。当时我想，姚文元恐怕也介入此事了。周总理让我们和上海三人组分头坐在他左、右前方的沙发上，我们和王洪文等人仅互相点头示意，谁也没有再像过去开会碰面时一样，相互寒暄。 周总理眼含血丝，满面倦容，但沙哑的声音仍语调和缓，讲话清晰而有力。他说：“最近国际国内有些事情要处理，很忙，所以没有及早地关心你们之间的争论，使事情变成僵局。作为国务院总理我是有责任的。”说到这里，周总理转向我微笑着说：“刘世雄同志，这件事情我首先批评你，你身为国务院一个部的一把手，应该宽容大度嘛，可以平心静气地和上海市的领导同志进行协商嘛。如果一下子调不出那么多工人，也可以量力而行，尽力支援上海组建新厂。世雄同志，你是不是有点本位主义呀！” 我立即起身回答说：“我姿态不高，我检讨。” 周总理接着说：“中央部和地方市发生分歧时，应该以大局为重，姿态高一些，不要针锋相对，更不能得理不让人哪！”“得理不让人”这句话，让我感到踏实，感到温暖。 周总理又转向边疆同志说：“边疆同志，我也要批评你了，你是六机部的老同志了，年龄也比世雄同志大，应该协助他处理好和上海发生的分歧，不要火上浇油嘛，总之这次你也有责任就是了。” 说到这里，周总理又微笑着转向王洪文说：“洪文同志，你们的那个电报怎能是那样的提法呢？这份电报你可能没有过问，那种提法是错误的嘛。” 王洪文此时很尴尬，他起身说：“我接受总理的批评。”周总理接着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双方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办错了事要勇于承认，勇于改正，不要坚持错误，也不要得理不让人。”总理又一次用了“得理不让人”这句话，我感到周总理讲话的潜台词里，是认为“理”在我们这一方的，故而与边疆同志会心地对视了一下，心里豁然轻松了许多。 总理接着用征询意见的语气对我们双方说：“我看这件事这么解决行不行？六机部从驻上海的几个大厂抽调500名技术工人支援上海建新厂，时间也后推三个月，给六机部留下调整准备的时间。我的初步想法是这样，你们有意见没有？” 我和边疆同志相视一笑：这完全是当初我们和马天水谈的“减、缓方案”，我们马上起身回答：“没有意见。”王洪文、马天水出于无奈，也只得回答同意。 一贯办事缜密的周总理，这时又拿出了六机部几个造船厂的当年生产计划，一条船一条船地和马天水落实上海市的协作任务，直到马天水明确表示，一定按原计划与六机部友好协作。 回到六机部机关，我们立即召开了全体人员大会，传达了总理接见时指示。当我宣读总理确定的调人决定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深深地体会到广大群众的心情——他们长期与王洪文之流打交道始终受压抑的心情，终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平衡和释放。 欲翻案，借“批林整风”“报仇”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不久，林彪的军内代理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相继被隔离审查。1972年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林整风” 运动。1973 年初，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始终对当年周总理处理的“官司”结果不服，他们认为“报仇”的时机已到，要“抓林彪死党李作鹏在造船工业部的黑手”，写报告给党中央、毛主席，请求对当年六机部与上海“闹上”中央的分歧进行复议。理由是，六机部的军管是由海军派出的，而海军的李作鹏是林彪的死党，这件事是否另有阴谋？ 时值“批林批孔”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上连下挂”的那一套作风盛行。据说毛主席对要求复议的报告批示了“同意”，但我始终未见到主席批示原件，仅得到通知说，中央政治局领导决定接见六机部“批林整风”会议代表，并参加六机部整风。于是部机关四十多位处以上干部住进了京西宾馆，并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政治局七位领导的接见。接见中我和边疆同志被点了名，同时宣布由华国锋同志亲自主持六机部整风，力求彻底解决当年和上海“打官司”的思想问题。 整风会议采取集中封闭管理，不准给家里打电话或写信，禁止会见任何人。接见结束后，我和边疆当即接到通知，新成立的整风领导小组中，我和边疆同志不再担任职务，集中精力检讨自己的错误。
“文革”初期的王洪文（右一) 经过约十天的小组会学习，就要进入中会阶段了。那几天我一直在想：这次是政治局主办的整风会，肯定会摆事实、讲道理的；只是六机部的对手是王洪文，一般的表态绝对难以“过关”。 大会发言开始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发言内容全是批判我和边疆同志，对当年我们“打官司”的事情上纲上线。但发言中揭发的“问题”，几乎全是鸡毛蒜皮、不疼不痒的事。 会议组织者见大家发言不得要领，便休会再次组织动员。待再次复会后，便开始对我和边疆同志进行“大批判”了。他们说，我是林彪死党李作鹏派到六机部的“黑手”，来六机部是为了破坏造船工业。有人还揭发说，我在上海搜集了张春桥的材料，散布对上海市领导的不满等等。 起初我不予理会，静观事态发展，但当我看到会议组织者有意地用插话、微笑等引导会议向“路线斗争”的方向发展时，我不能保持沉默了，开始针锋相对地进行反驳。 我说， 我是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来军管的，不是受林彪和李作鹏的派遣。我作为海军一名干部奉命调六机部军管，即使有些事情办错，可以接受批评，汲取教训，总把我往“死党”线上挂，“帽子”再大压不服。 一番话，竟然使会场上鸦雀无声。对于我无法辩驳的发言，没有人可以再继续批判，只得再次休会，将我和边疆分开来进行小组批判。 几天后，大会再次复会时，边疆同志做了违心的“检讨”，不久就“过关”了。但不管是大会还是小组“批判”、“帮助”，我都坚持不检讨。为了攻克我这个“顽固堡垒”，大会从京西宾馆搬到了前门饭店，又从前门饭店搬回京西宾馆，一开就是几十天，“批判”、“帮助”、小会、大会，轮番“轰炸”。 一天深夜，我的房门被推开了，我抬头一看是边疆同志，他竟然冒着和我“串通一气”的风险到我的房间来了。我正在惊讶，只见他朝我摆摆手，说：“世雄同志请相信我！”放下一张纸条就出去了。我急忙打开纸条，只见几行熟悉的字体：“世雄同志，不能再坚持了！检讨吧！越沉重越好！时间不等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请相信我！相信我！”纸条不长，但充分显示了他对我的关心程度。 边疆同志给我递条子，是出于对我的爱护，他提醒我“时间不等人”，如果我坚持不检讨，真被开除党籍，受牵连迫害的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我那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几个已入伍正要求进步的子女。我心一横：检讨就检讨! 不就是给自己扣几顶大帽子，臭骂自己一顿吗？ 我奋笔疾书写了一份发言，“沉痛检讨”了自己因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所以一遇政治风浪，屁股就不自觉地坐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对立面。我与张春桥、王洪文“打官司”，虽没有秉承林彪死党李作鹏的旨意，但却扮演了“黑干将”的角色，客观上起了林彪死党起不到的作用等等。 第二天上午，当我被大会主持人宣布要上台做检讨时，我边走边想：我1937 年15 岁时就参加革命，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我从未服过输。怎么现在为了老婆孩子的安全，为了自己能“过关”，竟违心地向谬误低头认罪呢？ 我越想越伤心，还没走到台前，泪珠已像断了线的珠子流了下来。在我开始念“检讨书”时，更是哽咽不已，几乎说不出话来。我在台上做“检讨”，台下鸦雀无声。我此时满肚子委屈的倾泻，竟被当做是我知错后的心情流露。 我的检讨真的“过关”了，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整风会议也终于结束了。会议组向党中央的报告中说：“边疆同志在党的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经过检讨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刘世雄同志在党的十次路线斗争中，站到了林彪反党集团一边，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报告共有三千余字，八处提到我的姓名，但仅有一处称“同志”，更少不了“恶毒攻击春桥同志”、“矛头指向洪文同志”等字样。尽管我深深地知道，“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会是什么下场，但我已无力与他们抗衡了，80 多天的折腾使我身心交瘁，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因此会后他们将向中央打的报告让我签名时，我竟然有种解脱感，一个字的修改意见也没提，毫不犹豫地就签上了名字。 讲真理，胡耀邦总书记予平反 整风会议后，我和边疆同志回到六机部，继续接受六机部下属工厂所派代表来京组织的批判大会，说是为了“肃清( 我) 来六机部主持工作以来的流毒”。我又在大会上做了一次检讨，但再也没有伤心流泪。正在此时，党中央批复了六机部整风会议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做了亲笔批示，原文为：“刘世雄同志是犯了错误的，但只要检讨了就是好同志。……考虑到刘世雄同志的处境已不适合继续在六机部工作，建议回海军另行分配工作。”叶帅批示“同意”，毛主席和其他政治局领导一一圈阅。
我从心底里感激李先念副总理，自从到六机部工作后，我在他领导下工作近六年，他对我的基本看法始终没有改变。他巧用一句“刘世雄同志是犯了错误的”代替了原报告将我推向林彪死党的那一段话，将敌我矛盾顷刻间巧妙地化为了人民内部矛盾。性质一变，就使我和我的全家幸免于难了。 回到海军后，我并未如先念同志批示的那样被“分配工作”，而是继续被组织批判。我被取消了一切政治待遇，就连营、团干部都参加的会议我也不能参加，传达文件也不让我听，这样一“挂”就是好几年。直到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和游行仍不让我参加。于是我背着水壶挎包，步行到西单，参加到北京市民的游行队伍中去，和人民群众一起振臂高呼口号，游行庆祝。别人喊“打倒四人帮”时，我则指名道姓地高喊打倒张春桥，打倒王洪文，那时的心情之畅快是多少年来从未有过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彻底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使我看到了一线曙光，更为我的平反带来了一缕春风。1980 年以后，随着邓小平同志作出“处理遗留问题是为了向前看”的指示以及胡耀邦同志主持中组部的工作，一大批在十年浩劫中受迫害的老干部被纷纷解放，这一切都深深地鼓励了我。我又开始锲而不舍地向胡耀邦同志和中组部写申诉材料。 1982 年，胡耀邦同志担任了党的总书记，我的申诉报告终于有了回音，我接到中组部的通知要我去一趟。到了那里，中组部的同志拿出了胡耀邦同志的指示原文：“请中组部会同海军船舶工业总公司对刘世雄同志的报告进行复查，并将复查和处理结果告诉我。”耀邦同志的这段批示可贵在他不仅布置了这项调查，还要求落实及有回音，这就加强了为我平反工作的力度。 1982 年底，我终于被平反了! 在平反结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原结论的不实之词应予推翻……刘世雄同志对王洪文等人进行过抵制和斗争……”看到这里，我长出了一口气，压在我头上十年之久的大帽子终于被摘掉了。 附注： 刘世雄，1922 年2 月出生于河北省深县( 现深州市)。1938 年入伍，同年入党。历任晋察冀平西军分区司令部侦察股长、陆军第67 军某团参谋长、团政治委员。建国后担任海军干部部第一任组织科长，后选送航校学习，历任飞行师师长、北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海军航空兵副参谋长等职。“文革”期间，因与“四人帮”斗争，遭受迫害。上世纪80 年代平反复出后，任海航正军职顾问，后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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